法国大革命对爱尔兰的影响非常的直接，它为这片土地赋予了革命的民族主义传统，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1650年代，英国政府粉碎了爱尔兰人民的反抗起义，将清教农民安置在从阿尔斯特当地天主教徒手中夺取的土地上，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其在爱尔兰的统治。这些农民移民的后代直害怕天主教起义会重新夺走土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这种恐惧迫使他们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与同为清教徒的盎格鲁-爱尔兰裔地主们站在了一起。他们不敢挑战英国政府的爱尔兰政策，惧怕任何反抗行动都会刺激被剥夺了财产的天主教徒。

直至1770年代，都柏林的清教议会始终承担着伦敦政府在爱尔兰实施傀儡统治的工具。18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事态开始发生改变。美国独立战争令都柏林议会有了更多讨价还价的权力，因为英国政府需要爱尔兰志愿军的支持，以防法国袭击。曾有一段时期，爱尔兰议会似乎能够做到从爱尔兰地主和商人的利益出发制定法律。但在英美战争结束后，这些看似颇有希望的前景都轰然倒塌，由此爆发了极为激烈的反英运动，其中贝尔法斯特不断成长的清教中产阶级商人群体尤具代表性。

这些感情在对法国大革命的激情回应中爆发出来。志愿者开始操练起来，提出成立制宪会议，支持天主教解放。1792年，贝尔法斯特成为民主之战的最前线，以宏大的游行和庆典来纪念法国大革命一周年，共和精神在这里得到广泛传播，四处张贴的海报上对宗教教派主义发起了攻击，因迷信而形成的嫉妒，是塑造爱尔兰巴士底狱的原因。纪念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年轻的律师沃尔夫·托恩在贝尔法斯特与十几人共进午餐时，成立了新的激进革命组织：爱尔兰人联合会，这些参与者大多是小商人。

爱尔兰与英国一样，都试图用镇压手段摧毁新兴的雅各宾主义运动。英国统治者通过爱尔兰上层阶级颁布法律，禁止爱尔兰人民携带武器，宣布“爱尔兰人联合会”为非法组织。“爱尔兰人联合会”被迫转向地下活动，革命主张也越来越激进。它的目标发展为推翻英国统治，因为英国的统治使爱尔兰的经济持续落后，使爱尔兰社会因宗教分歧而四分五裂；它提出必须掀起一场犹如法国革命般的剧烈革命运动，缔造一个新的现代国家。

爱尔兰人联合会认为这将是一个资本主义新国家，一个甩掉外国统治和国内贵族沉重包袱的新国家。为了达成这些目标，托恩进一步看到，必须依靠中间阶层、主要是“爱尔兰人联合会”的清教成员来激起天主教农民的革命激情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一直拥有通过秘密武装的“抵抗组织”反抗地主的历史传统。支持起义的人数日渐壮大，远远超出英国政府能够派出的武装人员。但是，爱尔兰志愿军缺乏系统的训练和武装，要想取胜似乎还有赖于从法国获得军事支援。

1798年爆发了爱尔兰起义。但是法国提供的支持微乎其微，而且姗姗来迟一迟至8月，一千一百名士兵组成的法国援军才抵达梅奥。而此时当局已经逮捕了起义领袖，从而将武装起来但却并未成熟的起义军逼到了死角。韦克斯福德和安特里姆的起义被镇压下去。接下来的血腥屠杀令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如同儿戏。当局对疑似支持起义者进行了残忍的报复，屠杀了近三万人。然而，这还不是最终的结局。社会冲突在起义之前的三年间已经达到了巅峰，当局故意鼓励清教团体憎恨革命运动，憎恨天主教徒。

1795年秋，安特里姆的戴蒙德村爆发了清教农民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此后出现了半秘密的清教组织“橙色骑士团”也被称为橙带党。盎格鲁-爱尔兰裔地主厌恶所有农民，最初并未加入这一新组织。但他们很快就看出，“橙色骑士团”是熄灭叛乱威胁的极有价值的工具。军队司令雷克将军主持“橙色骑士团”队伍，武装的“橙色骑士团”越来越与政府军和民兵站在同一阵线，惩处“爱尔兰人联合会”的支持者。他们给清教徒叛逆提供了选项:要么遭受打击和折磨，要么加入“橙色骑士团”，打击和折磨其他叛逆。

通过这样的方法，英国当局和盎格鲁-爱尔兰裔的地主不仅镇压了革命起义，还极大地推动了宗教宗派主义情感。过往二百年间主宰爱尔兰政治的两大传统：共和主义和橙带党主义，从其发源之日起就是整个欧洲范围内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斗争的支流。然而，就当时的状况而言，这根本不是英国政府“文明”议员焦虑的事情。在成功地分化和统治“爱尔兰人联合会”两年后，他们劝服爱尔兰议会投票取缔该联合会。

由于被排除在英国控制的市场体系之外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爱尔兰的工农业早已受到了重创。如今，他们又在政治上被剥夺了所有保护自己的方式，而盎格鲁-爱尔兰裔地主却能攫取巨额地租，继而到英格兰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地花掉。英国政府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已经解决了“爱尔兰问题”这种想法每隔上三四十年就会浮出水面，直至今天。